中国现代著名茶业专家、农业经济学家之一，浙江省上虞县人。1919～1922年留日学习茶叶专业。回国后参加中华农学会（今中国农学会的前身），先后担任司库、总干事、副理事长等职，积极推进和发展了农学会的各项工作。1930年进上海商品检验局，组织并参加了对中国各主要产茶省、区的茶业调查；筹办并负责茶叶出口检验工作；倡议在江西省修水县、安徽省祁门县、浙江省嵊县三界等重点茶区建立茶叶改良场；推动湘、鄂、闽、滇、川、黔、粤等省的茶叶改良试验场所相继成立；在祁门等茶区推广组织茶农生产运销合作社，以抵制和排除洋行垄断与中间剥削，将茶叶直接运销出口。1934年吴觉农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荷印（今印度尼西亚）、日本以及英国、苏联等地，考察茶叶产制贸易及消费状况。回国后为提高外销茶叶质量，在主要茶叶产区举办茶叶产地检验，并从日本、德国引进先进的制茶机械，充实各地茶叶改良场设备。1938年，吴觉农代表当时的贸易委员会主持和苏联洽谈签订了第一个中苏以茶叶为主要商品的易货协定，并指导和协助各产茶省区易货茶叶的产制、购销工作。

吴觉农

1940年吴觉农任贸易委员会茶叶处处长期间，为了培养中国茶叶专业科技人员，与复旦大学商议，并取得贸易委员会和中国茶叶公司同意拨款资助，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创设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组（系）和茶叶专修科，兼任教授和主任。

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中国茶叶出口业务停顿，吴觉农为保护茶园免遭荒芜，为战后茶业发展积蓄力量，取得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拨款资助，在福建省崇安县武夷山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茶叶研究所——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兼任所长，从事茶树育种、栽培、机械制茶、茶叶生化、茶业经济等科学研究；并筹款在主要茶区补助茶农进行茶树台刈更新工作；主持出版《茶叶研究》和专题研究报告等书刊。

1949年吴觉农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随后任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五届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吴觉农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并兼任新成立的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即组织召开了全国茶叶产供销会议，部署建立了一整套较完整的茶叶产销体系，在各主要茶叶生产省区建立大区和省分公司，创建350余个较新式的精制茶厂，办理茶叶的生产、收购、加工，签订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茶叶易货合同。同时，为提高茶叶产制运销和经营管理水平，培育茶业科技人员，积极联系各有关部门，建立和扩充了茶叶教育、科研等机构。1978年后，吴觉农虽已年过八十高龄，仍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和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的身份，积极参加各项学术活动，前往云南、广西、海南岛等茶区考察调查，提出在云、桂、川、黔等地发展大叶种优质红碎茶，以适应国际茶叶市场发展需要，以及减免茶叶出口税收等重大建议。吴觉农著作、译述宏富，涉及面广，其早期的《中国的农民问题》一文，曾被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采用为教材，并被选入《农民问题丛刊》第13种中。他在茶业方面的著译，达三百万言以上，主要有与胡浩川合著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与范和钧合著的《中国茶业问题》，主持编译的《茶叶全书》，以及《印度锡兰之茶业》、《荷印之茶业》等考察报告和《茶经述评》等专著。他在各个时期发表于报刊上有关茶业的学术论文为数甚多，对茶史、茶树原产地、茶叶的产制销售，都提出过精辟的论述与独到的见解。七十年来，由于吴觉农坚持不懈地对中国茶叶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不少人尊称他为“当代茶圣”。1987年中国茶业界特编纂出版了一部《吴觉农选集》，以示对他的崇敬，并作为献给他九十寿辰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