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一代（包括王莽时，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对黄河下游的治理措施及议论。从战国时黄河下游修建堤防以来，几百年间河床淤积抬高，成为地上河。决口漫溢。据《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等典籍，自文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黄河在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境）决口，至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在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以东，一说在今濮阳境内）决口，179年间，决口泛滥记载有12次，实际决溢在12次以上。对当时的国计民生造成严重的威胁，瓠子决口，东南入淮泗，淹及16郡，23年后才堵上，当年（元封二年，公元前119年）又在下游馆陶（今县）决口，冲出一条屯氏河，淹及四郡，长1500里，成为一个分支；70年后，又在更下游决出一条灵县（今高唐县南）鸣犊口河，屯氏河断；10年后又大决馆陶一带，淹四郡32县，田地15万多顷，毁房屋4万多所，迁居民9.7万余人到高地，第二年虽堵塞了，再两年又大决，损失是上一次的一半，又堵塞了；10年后（公元前17年）在今河北省东南部，最下游段大决数处，淹了31县，冲毁房屋4万所。这次大决始终未堵口；约20年左右又在上游豫北一带泛滥，冲入汴渠。又后不到10年（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元城缺口，这两次也未堵。直到东汉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王景治河成功后，才把延续一、二百年，遍及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境的水灾解决了。

西汉治河常派“谒者”、“河堤使者”等中央官吏主持堵口、救灾和修堤，还有专官“河堤都尉”。沿河10郡每郡常设定额数千人的河堤吏卒，守堤抢险人夫有的年份达3万人以上，堵口人夫有时达到10万人。每年支出兴修经费高可达“万万”钱，其中木石等物料费占数千万。

经过长期治河的实践，在治河理论和方策上，出现了各类主张。如：“改河”说，汉武帝太始年间（公元前96～前93年）齐人延年提出从河套改河道东流入海；汉成帝初年清河郡都尉冯逡提出“分流杀水力”，“以助大河泄暴水”；“最下游改入旧河”说，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孙禁提出决开“平原金堤，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修政应变”说，成帝时谷永以为水灾，可“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因任自然”说，李寻、解光主张不堵决口“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公元前7年，贾让提出治河三策：王莽时征集能治河者数百人来讨论，于是有：“滞洪”说，长水校尉关并提出在今鲁西、豫北，留出南北180多里空地，作为“水猥”（滞洪区）；“以水刷沙”说，大司马史张戎指出河水，“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河流迟，贮淤而稍浅”，“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这是“束水攻沙”说的先河；复禹九河说，御史韩牧提出在《禹贡》九河处，开几条分水；“复禹故道”说，大司空椽王横提出，现行河道，非禹故道，应“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后代治河主张，大致不出这些意见的范围。

西汉治河的实践，基本手段是修堤堵口，当时黄河下游两岸都有了堤防，规模很大，有的堤段堤身“高四、五丈”，还有一些号称金堤的石堤。堵口工程以瓠子堵口和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王延世主持的东郡堵口最著名。后者以两船夹竹络（石笼）下沉合龙，是后代常用的立堵法。在其他工程：有裁弯取直，挑水护岸，以及在黄河堤上修水门引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