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害虫防治的一个参数，即害虫种群数量增长到造成经济损害、而须采用防治措施时的种群密度临界值。实际工作中常把害虫种群数量增长到引起的损失相当于实际防治费用时的临界密度当作经济阈值，或称边际成本函数，即边际产值函数时的害虫种群密度。它与经济损害水平（economic injury level，简称EIL）不同，后者是农作物能够容耐的损害界限（如能耐受减产多少，品质降低多少）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种群密度的合称，又可称为损害容耐水平（damage tolerance level）。经济阈值则指出何时应采取防治措施才可避免种群密度达到经济损害水平以上，也可称为防治阈值（control action threshold），或防治指标。防治措施往往须在种群达到经济损害水平以前进行，经济阈值是比经济损害水平低的种群密度，在此阈值以下可以不防治。所以，确定经济阈值是实施害虫综合防治方案的前提。

确定经济阈值要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后果两方面，前者是主要的。涉及的因素很复杂。经济因素有产量、价格、防治费用等；生态因素有害虫种类、种群密度、为害方式和程度，天敌控制作用，作物品种、生育期和补尝能力，灌溉施肥影响，气候条件及地区特点等。害虫数量与作物损失的相关关系是复杂的，有时目测虫量虽多，但不一定造成经济损失，因作物在某些条件下有可能容耐较高害虫数量而不致有经济损失；同样的种群密度能使某一品种遭受经济损失，却可能为另一品种所容耐而无明显损失。如作物的早期发育阶段通常易于遭受损害，但多分蘖的水稻品种生长早期失去分蘖，常可迅速更新补偿，能容耐蛀茎害虫的中度为害而不减产；棉盲蝽使部分多余的花蕾受害，不但不减产，甚至有利于增产，因棉株的营养只能满足一定数量的棉蕾结桃，本来就有自然落蕾现象。

有静态法和动态模拟法两种。

静态法

利用产量曲线和防治费用曲线求经济阈值的方法。黑德利（J.C.Headley，1972）认为经济阈值的概念中至少应包括3个变量，即受害程度，种群数量和时间。受害程度是种群数量的函数，种群数量是时间的函数。害虫密度在一定水平以下时，对产量影响极小或无损失，随着密度上升，产量呈曲线下降，种群到达一定水平时，产量可全部损失（见图1及图2中的产量曲线）。

图1 作物受害程度与种群密度关系

图2 作物产量价值、防治费用与害虫密度关系

其数学方程为：

D=bP²-A

式中 D为时间t时作物的受害程度；P为时间t时的种群密度；A为常数，指作物受害时能容耐的水平（如补偿水平等）；b为常数，指由于P而增加的受害程度。

作物产量Y是受害程度D的函数：

Y=N-CD

式中 N为未受害时的估计产量常数；C为估计增产作用常数。因此，害虫的种群密度对于产量的影响可用下式表示：

Y=N-C（bP²_t-A）

=N-C{b{P_t-n（1+r）ⁿ}²-A}

式中 P=P_t-n（1+r）ⁿ，P=在时间t以前n个时间段的种群密度，r=每一时间段的种群增长率，（1+r）ⁿ=复合增长因素。

防治费用与种群密度间则是指数曲线关系（见图2中防治费用曲线），其数学式为：

O=L/P

式中 O为总防治费用；L为影响增大费用的常数；P为种群密度。

根据上述两条曲线可分别计算出不同种群密度下的产量增值和防治费用增值。将两条曲线合并即可看出害虫防治的经济阈值。图2中的点1为无害虫时或损失在统计学上无意义时的正常产量；点2是产量函数变化率与防治费用变化率的等值点；点3是防治费用增值与产量增值的等值点；点4为对应于点2和点3的害虫种群密度，即为害虫防治的经济阈值或防治指标。可以看出经济阈值就是害虫增长引起的损失等于防治此种损失所需费用时的种群密度。

阈值是动态的，可随经济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须分析害虫、作物、天敌、气候等环境因素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在建立系统模型的基础上求得多维经济阈值。美藉华人姜淮章（H.C.Chiang，1979）提出经济阈值应包括害虫生活早期达到该阈值的种群密度及随后发展到能引起经济损害的生活后期种群密度过程中涉及的有关因素，其一般模式为：

经济阈值

式中 CC为防治费用（农药、人工、机器磨损等）；EC为防治效果，以百分率计；Y为产量（因品种、栽培密度和技术而异）；P为产品价格（按单价计）；YR为产量降低百分率（随害虫生殖和外界生态条件等变化而异）；SC为害虫生存率；CF为临界因子，是根据社会经济判断，为校正防治费用、进一步确定经济阈值范围界限的因子，此值随害虫后期种群密度在经济损害水平上下波动的情况而异，变幅为2或1。

经济阈值尚有一些其他模式，如可直接计算出种群密度值，或先求出须进行防治时的作物单位面积损失量或百分率再换算成相应的种群密度。

中国根据过去对害虫发生规律的研究和防治实践，已对某些农作物的主要害虫制订出当前可行的防治指标，如对三化螟、稻纵卷叶螟、棉蚜、棉铃虫、粘虫、亚洲玉米螟等。但经济阈值不是固定不变的，应适应综合防治发展的要求，适时调整，制订出更切合实际的经济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