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证诊疗时，审辨疾病的不同证候，确定病性，从而给以恰当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又称辨证施治。它是中兽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兽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等证候的基本概念，并有脏腑经络、病因病理以及多种病证方面的叙述。汉代张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的理论，创立了以六经辨证论外感伤寒，以脏腑辨证论内伤杂病，整理出临证诊疗的系统理论，把基础理论与临证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中医学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明代《元亨疗马集》中是以正、邪、表、里、寒、热、虚、实八证立论，与中医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稍有不同，但其基本内涵仍是一致的。明清之后，在中医理论中，除有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八纲、六经等辨证方法外，又发展了针对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等方法，这些辨证方法在后世的中兽医理论中也均有反映和应用。

辨证论治全部内容可以用理、法、方、药加以概括。理，即依理定证，是依据中兽医学阴阳五行、气血津液、病因、脏腑、经络等基础理论，对所收集的诊断资料进行辨证分析，综合概括，判断其为某一证候的过程。因此，理，即辨证过程。是对病体做出正确诊断，找出疾病中主要矛盾的过程。法，即据证立法，根据所判定的证候确立治疗法则。方，即凭法选方，根据治法选定恰当方剂。药，即按方择药，按常规方剂结合病体情况和环境条件等而灵活增减化裁，确定药物、药量、剂型和服法。因此，法、方、药是论治过程，是在辨证的基础上，进行立法选方用药。理、法、方、药四个环节前后呼应，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无论哪一个环节发生偏差，都要影响治疗效果。辨证是论治的前提，论治是治病的手段和方法，疗效是对辨证和治疗正确与否的检验。

辨，即辨别、分辨、审辨之意。证，为证候的简称，有证据之意，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某一阶段中多方面病理特性的概括。它包含病因、病位、病性、病势和体内邪正对比的关系等，它比单纯的症状和病名更能全面深刻确切地揭示疾病变化的本质。证与症（症状）和病（病名）有着质的区别。症状只是病体在发病过程中各种异常的表现，如发热、咳嗽、腹痛、腹泻等等。但是，同一症状可以由多种不同病因引起，其病理机制和基本病性也可完全不同。如咳嗽，病因有外感和内伤的不同，病性有寒、热、虚、实的不同，病位有在表、在里等。所以，一个或几个症状（症状群）并不能表达出疾病的本质。辨证，即将四诊收集的临证资料，在中兽医理论指导下，通过分析、归纳，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发展趋势和邪正间的对比关系等，概括成为某一证候的过程。例如感冒初起，病畜发热恶寒，咳嗽无汗，苔白脉浮紧。辨证为风寒束肺，说明该证病因为风，病性属寒，病位在皮毛与肺（肺主皮毛），邪正对比属实；表明该证是风寒外邪，束于肺卫的表寒实证。

治，即确定与机体证候相应的治法而实施治疗的过程。如针对风寒束肺证，因其属于表寒实证，应确定发汗解表、宣肺止咳的治法，选用麻黄汤方剂加减治疗。一种病常可表现出多种不同的证，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的某些阶段，有时可以出现类似的证。因此，根据辨证的结果，可以分别采用“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①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反映的本质特点不同，或者发病的个体、时间、地点、涉及的脏腑等的不同，则表现的证候也就不同，所以治法也应该不同。如慢草不食一病，临证可见多种不同证候，脾胃不和证应调理脾胃，肝脾不和证应疏肝理脾，寒湿困脾证应祛寒燥湿，脾蕴湿热证应清热祛湿，脾胃气虚证应健脾补气，脾胃阳虚证应健脾温阳等。②异病同治：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可以表现出类似的本质特点，出现相同的病理机制，而呈现类同的证候。因此，就可采用相同的治法进行治疗。如眼泡红肿多眵的肝热传眼，睾丸温热肿痛的阳肾黄，蹄内增温疼痛的五攒痛等，虽病不同，但都是肝火过盛或肝经湿热下注所致，均可采用泻肝祛湿治法，选用龙胆泻肝汤加减治疗。

中兽医认识疾病，既注重辨病又强调辨证，但重点在于辨证。辨证的关键在于分辨证候，抓住疾病的本质，以确定正确的治疗方案。中兽医临证诊疗实际上是辨病和辨证相结合，辨病论治是认识和解决每一疾病的基本矛盾；辨证论治是认识和解决疾病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只有在辨病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才能更为全面地治疗疾病。由于西兽医学应用现代医学技术，其辨病方法优于中兽医学的辨病，而中兽医学的辨证则为西兽医学所欠缺，所以，在临证诊疗中，采用西兽医辨病，中兽医辨证，双方有机地结合起来，彼此取长补短，则可显著提高诊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