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海河、滦河水系的治理和兴利。早在大禹治水的传说里，《禹贡》所记就曾涉及今漳卫、子牙（包括禹河下游和漳卫、子牙等水系交叉互受）、大清三条水系中某些河流的治理。战国魏文侯时，西门豹创建引漳十二渠，是海河水系早期有代表性的淤灌工程。西汉时还曾出现过对十二渠渠系合并或保留的异议。

东汉时，漳卫水系有过几次修治引灌，潮白水系有“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还曾有过利用湿水（今永定河）通漕，开凿蒲吾渠通漕滹沱河到山西的记载。东汉末建安九至十八年（204～213年）间，海河水系人工运渠的开凿、沟通，达到空前规模，曹操通过“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运”，修建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等运渠，首次沟通黄、海、滦水系的航运。还曾重修十二渠改名天井堰，并向邺城（今临漳县邺镇）供水。

三国魏嘉平二年（250年），在今北京市西兴建了引湿水灌溉的戾陵堰——车箱渠工程，西晋元康五年（295年）重修。北魏、北齐和唐代有重修的记载。南北朝时，北魏、北齐都曾修复过古督亢陂（今房涞涿灌区）。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前，冀、定、幽、瀛四州（涉及今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五大水系），连年大雨为灾，河流泛滥。崔楷提出一整套抗洪、排涝、除碱、营田等治理规划，这是明清以前海河流域首次提出的全面整治的规划方案，但兴工未久旋即停罢。

隋代开永济渠，水运可从黄河航行至今北京城南，唐代持续通航，五代时有“幽州开府东河路通漕”等记载。唐及五代的灌排、航运工程属于今漳卫水系的较多，其它水系较少。在今蓟县地区曾“涨水为沟”用于军事防御。又曾“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

宋辽对峙时期，在其分界线南侧，宋方兴建很大规模的“塘泊”蓄水御敌，并进行过屯田种稻。在熙宁淤灌高潮中，漳河、滹沱、胡卢等水系都曾实行淤灌，这些水系还曾进行过防洪、排水工程。金代在今北京建立中都，曾开凿中都、通州间的闸河，建闸调节水运。并曾试开过引卢沟水（今永定河）的金口河，东至通州北潞水通运，未成功。为了都城安全，加强卢沟河防洪，筑堤、堵口工程屡有兴建。滹沱、漳河等水系也经常兴建防洪工程。

元代灭金，以金中都为大都，金代所开闸河，因缺乏水源早经淤废，元代在开通京杭运河时，最后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等水源，修建通州至大都的通惠河，实现京杭运河全线通航，经历元、明、清三代，漕运通行600多年。郭守敬还在漳河、滹沱等水系兴办过水利工程。元代海滦河各水系都陆续采取过一些措施。滦河水系的治理，在元代以前只有零星的记载，元代开始有了较详细的防洪、通运等记录。

明清以北京为首都，兴修水利有两大重点：一是保证漕运畅通，一是保证都城防洪安全。明清对永定河的修防极为重视，康熙三十七年（1698），在原有的基础上修成了两岸各200余里的系统堤防，以东淀为下口。下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84年中下口河道更改曾达6次，间隔最长的27年，短的只3年。从乾隆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738～1894年）157年中，上起北京卢沟桥下至永清县冰窖村，左右两岸就曾先后修减水坝18座，运用时间有长有短。至于筑堤、岁修、防汛更是史不绝书。京杭运河在海河流域境内的南、北运河段，从明弘治元年至清光绪六年（1488～1880年）390多年中，南起四女寺，北到王家务，先后兴建了减水闸坝7座，分别承担汛期泄洪任务。由于必需做到保漕、保京城从而使海河流域的治理增加了复杂性、艰巨性。明清以来治理议论很多。从元虞集，明董应举、徐光启，清陈仪等，特别是明徐贞明，都积极提倡畿辅水利，包括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水利营田，虽有一定成效，终难持久。除社会因素外，一个最重要的障碍是水源不能保证。

民国期间，海河水利工作基本停滞，灾害更为频繁，有关部门只进行了少量工程以及地形测绘和水文测验某些规划设计工作。1949年以后，根治海河才兴建了大量的工程。